第110章 回北京
这一天的时间，胡杨他们就在鸭绿江那边乒乒乓乓的打了整整一天的枪。而华夏农机今天也不安静。
有来自香港的消息，有来自北京的消息，还有来自沈阳的消息。但没有意料之外的消息。
在传呼机还没有发明和普及的年代，消息的传播是非常受限的。丹东发生的事，现在并没有多少人知道。
在传呼机被发明并普及之前，消息的即时性主要还是要看人的距离和固定电话的距离。
胡杨的假期已经结束了。在丹东吃过最后一顿晚餐之后，他就和戚杨一起登上回北京的火车。
从丹东直达北京的火车三天才有一趟，出发时间都是晚上十一点。简友德没有同行，他要负责把按计划后天离开的李西平父子安全送回北京。
李西平现在可是一个宝贝，可是要进行全程呵护的。
从丹东到北京的绿皮火车，正常来说应该是三十多个小时。但还需要考虑到经常出现的晚点情况，四十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。
所以项凌江给胡杨弄到了卧铺而且是软卧。请注意，这个动词是“弄”而不是“买”。
卧铺尤其是软卧，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，但买软卧票是需要有一定级别才行。光有钱，那最多就是硬卧。
胡杨并不意外项凌江在铁路系统里也有这么“好使”的关系。如果说军队系统里那个大院的关系网最大，那肯定是总后大院排第一。
人家是总后勤，哪个兵种不和后勤打交道。建国之后所有戴着大檐帽儿的单位，基本上都是军人复员回地方的首选。
除了公检法国地税之外，铁路也是戴大檐帽儿的。在今年之前，还有专门的铁道兵这个兵种。1984年1月1号，铁道兵刚刚全体转业到了铁道部。这连一年都还不到。说起来算是所有地方系统里和部队挨得最近的一个。
卧铺车厢在列车的最后，只有一节。往车头方向依次是餐车车厢，再然后是三节硬卧车厢，然后是十到十五节硬座车厢。
可能是因为胡杨和戚杨都太年轻了，身上又都没有那种“领导”的架势。检票的列车员反复看了好几遍才放行。
旁边那位就不一样了，从头到脚再到周围一圈人，都是一个典型的领导样子。
中年微胖微秃，抽的是万宝路，用的保温杯。检票的时候，都是下属把票递过去的，这位连手的没碰一下，背着手就过了闸口。
胡杨也不由感叹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有牌面吧。”
戚杨淡淡回应：“应该是大企业的领导。我刚听到他们喊他厂长。”
虽然是半夜发车，可坐车的人可不少。乌泱泱的挤出闸口，都在寒风中朝着自己的车厢一路小跑。
软卧车厢在列车最末尾，胡杨两人身边自然越走人越少。最后只剩下了二十几个人，其中也包括那位领导和他的随从。
这时胡杨两人就与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其他人，当然不包括那位领导。每个人都是大包小裹的，至少也有那么两三件行李。
可胡杨的戚杨两个，每人手里就只有一个手提包。看起来完全不想是要坐长途火车的样子。
上了车对号入铺，胡杨两人是比较靠前的上下两个铺位。很不巧合的是，那位领导离他们还挺远的。
一番忙吵杂忙乱之后，能有差不多一半人的人离开了车厢。其中大多数是买了站台票专门进来送人上车的。.
还有几个就比较...他们是陪同领导出门的，但他们的票却并不是软卧。所以在发车前，要先去自己的车厢找位置，等检完票之后再回来卧铺。
而这个时候那位最有牌面的领导，就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了。
果然很有牌面。
从车窗里胡杨看到那两个陪这位领导出门的人，正在外面跑向车头的方向。看这个着急的样子，明显不是去只隔了一个车厢的硬卧。
胡杨突然胸中生出一丝感慨：“戚杨啊，历史你了解的多吗？”
戚杨回答：“不多。”
胡杨接着说道：“那你知道哪些朝代的大臣见了皇帝是一定要跪着才能说话的？”
戚杨略微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”
胡杨看了他一眼：“跪，作为礼仪一直都有。但必须跪，无路如何都要先跪下再说话，只有元朝和清朝。正好现在没什么事，我就给你说说，你先去打两杯水。”
戚杨打水回来之后，胡杨就坐在下铺说道：“咱先不说太远，就说汉唐时。大臣在上朝的时候是跪坐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我们熟悉这种桌椅，而皇帝也是同样的姿势。
宋朝，大臣向皇帝汇报工作时，基本是站着。而一些重臣或老臣，还会被赐座。礼贤下士这个成语听说过吧？”
戚杨点点头。
胡杨接着说道：“下面就是元朝了。大臣基本都是跪着说话。文天祥被抓到“大都”之后，忽必烈要他行下跪之礼，文天祥拒绝了，理由很简单，即：南揖北跪！汉人是作揖，下跪是胡人！文天祥你知道是谁吧？”
戚杨点头说道：“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胡杨说道：“没错就是他。后来朱元璋说过一句话，说元军民行礼，尚循胡俗，饮宴行酒，多以跪拜为礼！这说明连吃饭喝酒都要下跪。而明朝官方礼仪是什么呢？官民揖拜礼。明朝上下级官员相见，七品县令和内阁首辅相见，也只需拱手即可。
草民见官，也不需下跪，只要拱手，除非犯法了。当然，如果皇帝代表天子，比如在奉天殿祭拜上天时，大臣还是要下跪的！”
胡杨喝了口水继续说道：“到了清朝，甚至到了无处不跪的地步。清朝还制定了一整套“跪礼”，仅跪拜就有一跪三叩、二跪六叩、三跪九叩之分。草民见官、下官见上官、官见皇帝等，都要下跪。
可以说，中国人的跪，到清代才蔚为大观丰富多彩。你知道清朝一共多少年吗？”
没等戚杨说话，旁边却插进一个声音：“是两百七十六年。”
说话的是一个华发老者，是在胡杨他们隔壁铺位的旅客。
老者说道：“从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到1912年溥仪逊位，共十一帝享国两百七十六年。”
胡杨称赞道：“老先生好学问。”
老者摆摆手：“是我冒昧了，平素喜欢历史，听到人有聊这个就有些忍不住插了一嘴。不会打扰到你们吧？”
胡杨说道：“我们也是闲聊，老先生请过来坐。”
老者还真走了过来：“我姓祝，祝贺的祝。不过痴长几岁而已，叫我一声老祝就行。”
胡杨说道：“可不敢叫您老祝，我们就叫您祝老吧。我叫胡杨，这是我同事戚杨。”
祝老说道：“你们好，刚才听你说，是要讲跪的历史。”
胡杨装作很随意的回答：“随便闲聊罢了。”
祝老说道：“这可不随便。清朝两百近三百年，中国人都太习惯跪了。跪，这个习惯已经深入骨髓。只要地位比自己稍高一点，你就要跪着。正所谓官大一级就要压死人。小胡你想说的是这样吧？”
胡杨心中一动，并么有继续否认：“有感而发。眼下这个社会官本位思想太严重。”
祝老点头：“这一点无法否认。但也必须看到，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，是会对这种思想产生冲击的。”
胡杨说道：“对此我并没有您那么乐观。”
祝老问道：“是不乐观改革开放，还是对官本位思想的冲击？”
胡杨说道：“当然是后者。我们可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决拥护者。”
祝老说道：“既然坚决拥护，为何不看好新政策对官本位思想的冲击？”
胡杨说道：“很简单，官本位思想生长的土壤是不受制衡的权力。新政策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。”
祝老想了一会之后才说道：“说得好，不受制衡这个词用的好。的确如此，制衡比限制更恰当。小胡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这个分析很有水平。”
胡杨很坦然的说道：“我没上过大学。”
祝老遗憾的说道：：“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有机会还是要去大学深造一下，一定会有大有收获。”
胡杨点头：“一定会的。”
祝老又问道：“官本位思想真的无计可施吗？”
胡杨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道：“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。只是文化不同、程度不同，以及造成的影响不同。还没听说那个国家和政体，能完全解决官本位的问题。还是要通过制度来调整。”
祝老看着胡杨突然笑道：“你这个同志，有保留啊。”
胡杨也跟着笑道：“小子愚钝，只想到这么多。”
祝老从下铺站起身来：“行，不打扰了。如果可以，咱们明天再聊。”
胡杨说道：“好。您也早点休息。”
送走祝老，戚杨用手语提醒胡杨，刚刚至少有两个人靠近并警戒。显然是在保护这个祝老。
胡杨则微微摇头，同样用手语告诉戚杨，不是两个，而是三个。